近年来，我院受理民间借贷执行案件的数量多，且呈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度，我院执行局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执行案件176件，占全年收案总数的12.24%。2007年度共受理上述案件203件，占全年收案总数的16.12%。与其他类型的民事纠纷相比，民间借贷具有“审判简便，执行困难”的特点。民间借贷纠纷的胜诉与否所依赖的证据形式相对单一，事实相对简单，审判相对简单，而这类案件的执行难度则相对较大。以2007年度的统计数据为例，我院各类执行案件的平均有效执结率为74.7%,而当年度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有效执结率仅为38.5%，执行难度可见一斑。主要原因在于：传统民间借贷通常发生在“熟人”之间，比如亲戚之间、朋友之间。民间借贷在“民间”的盛行，很大程度上依赖“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等道德标准和舆论的约束。因此民间借贷中形成的到期还款义务，与其说是一种“法律义务”，不如说是一种“道德义务”。如果民间借贷纠纷发展到需要法律途径解决，说明借款人已经突破的道德和舆论的强大束缚，在此情形下，借款人往往已经“入不敷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民间借贷新的内涵，私人借贷公司、担保公司的大量出现。特别是当前一段时间，随着人民银行“从紧”信贷政策的贯彻实施，民间借贷以其手续简便、快速的优势，迅速风行，但其背后隐藏的风险却一直被忽视、被轻视。现将民间借贷的风险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必要的监管。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制，最全面的当属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问题》[法（民）<1991>21号]，共有22个条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有2个条文专门涉及。而民间借贷的实践已经远远丰富于僵化的法律条文，条文不能涵盖实践的方方面面；民间借贷可以归类为“灰色地带”，缺乏必要的监督。

    二、高利率、高回报伴随着高风险。根据新浪网的报道，广东民间借贷月利率普遍超过4％，折算成年利率为48％；在温州，当地私人借贷公司的月利率已经超过了7％，民间担保公司的短期贷款利率已达月利率10％以上，而央行现行六个月以内的年利率仅为6.57%，远远高于上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限定的4倍的规定。这意味着，如果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此规定，当事人将不受法律束缚或保护，高利率不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加之，民间借贷往往是一种无担保的普通债权，一旦借款人资信状况恶化，债权人极有可能“血本无归”。

    三、操作手续瑕疵。传统的民间借贷发生于亲戚朋友之间，碍于情面，当事人之间并未遵守“落字为凭”、“万里江山一点墨”的古训，没有最起码的“借条”和“收条”之类的书面证据。以至发生纠纷时，法院难以查清真相，只能根据举证规则下判，导致部分当事人喊冤不断，纠缠不休。另一方面，在有些情形下，出借人预先向借款人收取利息，而在出借凭证中并未体现出来，有的甚至是借款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赌博、非法集资、受贿等非法活动而贷款的，借条是长期隐藏真相的手段，民间借贷只不过是其合法的外衣。

    四、对借款人资信状况缺乏必要的调查。无论是传统的民间借贷还是新近出现的担保公司、私人借款公司等，债权人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的审查都不如银行那么严格。虽然相对宽松的审查制度为担保公司、私人借贷公司争取了生存的空间，但是由此带来的风险也是相当巨大的。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一、从个人角度分析。首先要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不要贪图利息，盲目借款，避免“以合法手段掩盖非法目的借款”；其次要通过法律手段防范风险，如果没有条件签订借款合同，也一定要保存借条、收条；要时时监督债务人的资信状况，一旦发现异常，要果断采取法律途径尽早解决纠纷。在起诉阶段，要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必要的保全，提高债权实现的可能性。

    二、从公司、企业角度分析。首先要加大对借款人的资信审查力度，在保证灵活性的基础上，提高安全性。比如可以委派专人监督贷款资金的用途和借款人的资信变化状况；其次，组成行业协会，加大沟通协作，出台行业制度，规范行业行为。

    三、从职能部门角度分析。首先司法机关要向民间借贷高发区域的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以便其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其次，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地向辖区群众做出民间借贷的风险提示，鼓励建立民间借贷诉前协调机制，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