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古代的府衙文化也有很多糟粕的东西。比如体现封建专制制度与政权特色的文化，都是需要批判的，但也有不少精华值得我们吸收与传承。近几年，一大批“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脱颖而出，这些单位借助法庭建筑和法院环境来表现法院文化的内涵，把信仰法制、恪守法则、弘扬法理、践行法治的理念融入到建筑、装饰和法庭的设置中，把“三个至上”的指导思想和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等镶嵌在醒目的地方提醒法官，把代表东西审判文化的浮雕、绘画、艺术作品制作成“文化墙”或者“文化长廊”以供观瞻。特别是一些法院展出的过去法官办案的“老照片”，让新时代的法官对前辈们的艰苦奋斗、中国司法的艰难历程有所了解的同时，对如何做到司法为民、接力前行有了更深的认识。 

  然而，法院建设的物态文化只是审判文化的表象形态，文化建设必须上升到精神层面，上升到塑造法官品格、凝聚法院精神的层面，并通过法官的行为文化，让审判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人文关怀被当事人所感知，才算真正发挥了文化建设的能动作用。所以，要让法院更有“文化味”，必须是法官首先要做个“文化人”。 

  当下，能踏进法院的门槛当一名法官委实不易，要挤过高考的独木桥，还要在公务员、司法资格两个“国家大考”中过关斩将，目前法官队伍中的博士、硕士更是占了相当比例。如果以狭义的“受教育程度”来理解，法官当然都是“文化人”。然而，广义的文化毕竟不只是物化的知识力量，还包括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而孕育而成的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 

  除了法律，我们还有很多的缺憾，我们需要不断汲取文化知识，充实自己，自我完善。我们要继承的不仅是先辈们所创建的法律规则和法学理论，还有他们所留下来的更浓厚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积淀。我们要留传的不仅是当代中国人民法院的审判成果，还有蕴涵在我们每一个法官身上的人文品格。 

  文若其人，一篇文章可以让其他人看出作者的文化知识素养，而书法、绘画、摄影作品又何尝不是如此。书法艺术之美体现在“形质”与“性情”，形质是作者通过用笔、结构、章法来表现，而表达出来的性情则是作者自己性情的写照。所以，文化艺术之成大器者，不但注重学习与磨炼，更注重修身与养性。反过来，文化艺术学习与创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身养性的途径与方法，要能戒浮躁、耐寂寞才能修得正果。 

  通过文化修养还可以提高法官的法律思维。有人撰文认为书法思维与法律思维之间有许多契合之处，两者都是受“意象思维”的影响，意象是通过主体与客体进行直接交流，而客体之象进入意念之中，染上主体的情感、经验和性格等色彩。“意象思维”不主张对世界万事进行人为地分割，而是采取一种整体性的态度来加以对待，这与我们在审判实践中所倡导的“不能就案办案、孤立办案”有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凸显期，诉讼成了各种社会矛盾化解的主渠道，这使得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矛盾最终会转化成每一个法官现实的工作压力，当我们对“难缠”的当事人提高腔调，为桌子上一堆的案卷而心烦意乱，这说明我们的压力到了必须释缓的程度。我们有必要找点空闲，找点时间，在文化学习与艺术修养中放松一下自己，陶冶一下自己。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质，文化的力量温润而持久。法律本身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但是由于其极强的专业性与一定程度上的枯燥性，使得法律文化被“阳春白雪”地棚架起来，而很难为社会公众所感知，法律必须借助于文化作品、影视剧作、书法绘画等，才能深入到百姓生活。所以，我们需要以文化作品为载体，把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展示重要审判活动以及新时期法院审判业绩、法官风采的故事记录进去，用《大法官》、《真水无香》等类似的优秀作品去展示我们的审判工作，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工作融入社会生活，让社会公众了解和理解我们的工作。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梁治平先生就提出了“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观点，法律与文化密不可分。作为法官，我们的文化知识、文化素养与文化品位最终都要回归到我们的行为文化上，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能心平气和接待、热情周到服务；认定事实与说理充分，让百姓信服；谈吐有涵养，释法答疑到位。在让百姓感受到司法的尊重和公信的同时，感受到法官的儒雅与亲和。只有这样，我们才敢说：“我们是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