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让人们心痛其个人的悲剧之余，也思索我们在社会保障、特困救助等制度上的缺失。

  为救病父

  儿子走上歧途

  几年前，小飞的父母从安徽老家来到浙江宁波打工，小飞则留在老家上学。

  去年上半年，小飞父亲的一张化验单打碎了这一家人幸福生活的梦。他被查出得了肠癌，并且已处于晚期。噩耗残忍地传到了小飞耳中，此时，还是一名初一学生的他再也没有心思继续在老家读书。“我要挣钱给爸爸治病。”带着这样的信念，他毅然辍学，来到宁波打工。

  小飞进了宁波的一家五金厂打工，原本应该在学校继续读书的小飞，成为了他们家的经济支柱。小飞每个月工资只有1000多元，他基本上都拿给了他父亲看病。但父亲做一次化疗就要几千块，比起无底洞一般的医药费，他的工资显得如此微薄。

  “我要挣更多的钱救我的爸爸。”小飞四处打听能挣更多钱的办法。

  今年2月，小飞的父亲回老家做化疗，母亲也一同前往。小飞坚持留在宁波，他觉得无论如何在宁波能挣到更多的钱。

  父母离开后没多久，小飞就在那家五金厂，认识了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男孩小关（化名）。“我知道你爸爸病得很厉害，我带你去学装潢吧，那里一个月能挣近3000块钱。”小关这样诱惑小飞。

  当小飞跟着小关来到所谓的“装潢公司”的时候，他才发现那里聚集着几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男孩，都摆出一副在社会上游手好闲的架子。没过多久，他就明白了，这里不是学装潢的地方，而是一个专门从事盗窃、抢劫的犯罪团伙。

  “跟着我们混，挣钱就变得很容易。”每个人都这样跟小飞说着。

  想着躺在老家病床上做化疗的父亲，小飞丧失了理智，同意加入他们的团伙。

  看子受审

  双亲泪洒法庭

  法庭上，公诉人宣读着小飞的罪行：

  “从今年2月11日开始，半个月内，被告人与他人结伙，先后作案7次，偷得8辆电动自行车，但销赃所得总共只有600多元。”

  “被告人认为盗窃来钱太慢，于是几个人又合伙实施抢劫。2月份的一个晚上，他们对一名在公园里钓鱼的中年男子拳打脚踢进行威胁，对方被迫交出200元。”

  “几天后，他们又用木棍殴打、言语威胁等手段从2名学生身上抢了50元。最后一次抢劫发生在一处公厕里，从上厕所的人那里抢了55元。”

  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小飞，把头埋得很低很低。

  今年的2月份是小飞的噩梦，在这一个月里，他跟其他三名同伙一起，盗窃7次，抢劫3次。起初，他只会跟在别人后面，胆战心惊；后来，当他用木棍第一次殴打一个学生的时候，他逐渐习惯了自己的角色，慢慢变得麻木。

  “你知道吗？如果你是成年人，抢劫三次，法定的最低刑就是10年有期徒刑。”公诉人说道。

  听到这里，坐在辩护席上的小飞父亲一下子失声痛哭：“是我害了我儿子，我儿子原来很孝顺很听话。我不生这个病，他就不会辍学，他就不会为了给我治病去偷去抢。他是那么优秀，那么听话……”

  坐在旁听席上的母亲也掩面痛哭。这位辛苦了一辈子的妇女，在面临丈夫重病的同时，还要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受到法律制裁，这对一位母亲而言，是怎样的残忍。

  审判席上的两位年事已高的陪审员，也悄悄地抹起了眼泪。事后，其中一名陪审员冯友华说：“陪审了那么多案子，我第一次流泪，一位本性善良、正直的花季少年，原本应该享受着无邪的校园生活，却迫于生计走上辍学的道路，又因为没有人看管误入歧途，这种雪上加霜的打击，是任何一个生命都无法承受的重量。我多希望当时我的口袋里揣着一千块钱，这样的话我立即会把钱塞给小飞的爸爸。”

拯救

歧途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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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案子刚刚开庭审理的时候，小飞就提出来自己身份证上的年龄有误：根据身份证，他在作案时已经满16岁；而他真实的年龄要比身份证上小1岁，身份证上之所以弄错是由于出生证上的笔误，也就是说，在他作案的时候，他实际上未满16岁。

  根据我国刑法，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盗窃罪的，不作为犯罪处理；而14周岁以上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抢劫的，必须作为犯罪处理。因此，小飞的真实年龄关系到对小飞的定罪量刑。

  审判长俞露烟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能反映小飞真实年龄的证据。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她从内心深处希望小飞没有撒谎，因为，可以将盗窃不作为犯罪处理，就意味着他可以减少有期徒刑的年限。

  她联系了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的民警，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希望他们能帮忙寻找相关的证据。在得知年龄问题的重要性之后，民警踏上了前往小飞老家的路。几经曲折，他们来到了小飞的故乡，家里、村委会、小飞的每一所学校，任何一个可能发现证据的地方，他们都不放过。最终，他们根据小飞在一所初中的学籍卡上登记的信息和其他相关证据，认定小飞在犯罪时不满16岁，其盗窃行为不作为犯罪处理。

  在考虑对小飞的抢劫罪量刑的时候，俞露烟和两名陪审员根据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规定，选择了对小飞进行“减轻”处罚。

  “我们要救救这个孩子，我们要给他和他的家人生活下去的希望。”冯友华说。 

  2011年9月1日，鄞州法院对小飞作出了“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的一审判决时，充满感激的小飞爸爸突然跪倒在地。

  第二天，小飞的父亲带着一面锦旗和一束鲜花来到法院，送给俞露烟。但他不小心把“俞法官”印成了“余法官”。

  后来，小飞爸爸重新看了判决书，意识到自己写错了，在赶回老家休养前，又制作了一面崭新的锦旗，再次来到法院。

  事后，俞露烟说，在开庭前，小飞的父亲就多次来到法院找她，每次来的时候，他都带着一个封好的信封，一定要塞给俞露烟。但她从来都是塞回去，不肯收下。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我知道他的爸爸想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拯救他的儿子；可是他不知道，我们又何尝不是。面对一个本性善良的小孩，我们不但希望他可以重获新生，我们还希望尽一切努力，给他最为需要的心灵救赎。”

社会亏欠了这个不幸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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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飞的故事在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读者打电话到当地的报社，要求报社能帮他牵线搭桥，让他去看守所看看小飞，他在电话中说，“一个未成年人走上这样的道路，除了家庭的不幸，我们的社会又何尝没有责任。比如，九年义务教育、不准招用童工，到头来还是口号，小小年纪就要离开学校，踏入社会，靠着弱小的肩膀，承载起与其年龄不符的重担。是社会的制度缺失，亏欠了这个不幸的孩子。”

  2011年9月9日，中秋节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俞露烟带着一袋月饼和零食、书本来到了鄞州看守所，看望她一直挂念的小飞。

  两人在办公室里的小板凳上，面对面坐了下来。

  “你在这里还好吗？中秋节快到了，你父母不能过来，我过来看看你。”俞露烟刚开口，小飞的眼圈就红了，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拼命地擦着不争气的眼泪。

  “你在这里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点出来见你的爸爸妈妈。他们那么爱你，你一定要争气，别再让他们失望。以后我有机会就会来看你，你也可以给我写信，我的名字你知道吧？”

  小飞一直低着头在那里呜呜地哭着，时不时地点点头。他像一个懂事的孩子，为自己的错误深深地自责着，为自己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深深地自我埋怨着。然而，运命的安排和他自己的错误选择，让他失去了一个孩子应该有的美好岁月。

  幸好，有那么多的人，愿意以一位肩负社会使命者的名义，给他不曾减退的关爱。中秋月圆之时，一定也有很多人，像小飞的爸爸妈妈一样，像俞露烟一样，仰望星空，希望那轮光洁的明月，可以照亮小飞曾经迷惘的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