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四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在担任律师和下级法院法官之际，曾经一度反对司法审查制度。但他担任首席大法官之后，却极力推崇并实践了司法审查制度。日常生活中类似的情形也非常多见，同一个人由律师步入法官行列或者从法官下海做了律师，对同样的证据或者问题就会执不同的说法。

    处于角色社会中的法官，无论从应然的角度还是从实然的角度来看，都承担了或者扮演了更多的社会角色，非但在我国，放之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皆是如此。只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于法官职能定位的开放性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造成了法官社会角色定位的复合性。司法角色中的法官定位是要执行法律法规、解决矛盾纠纷、实现公平正义；政治角色中的法官定位是要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就案办案，注重办案的社会效果；社会角色中的法官定位要尊重传统、习俗、伦理，裁判要经得起社会公众的认可。

    这种复合性角色定位决定了法官在不同角色下，有着不同的角色期待和角色要求，其思维应当是多向度性的思维，其行为应当是多兼顾性的行为。

    法官的思维向度主要包括：

    一是法律思维。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有一句名言：“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得到切实的遵守。”我国古代圣贤孟子也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官必须崇尚法律，把法律作为其第二生命，不屈不挠地为实现法律的目的而殚精竭虑。在审判过程中运用各种法律知识，从基本案情入手，在法律探索与事实认定之间往复思维，从而得出正当的裁判结果。尊重事实与法律的一般规律，遵循逻辑规则，运用职业化思维方式提升解决纠纷的能力，避免无规则无约束的主观臆断。

    二是政治思维。在多元的角色下，法官基于不同的场域，理性地进行角色转换与思维调整，对案件能否进行正当、合理地裁判至关重要。从法官楷模陈燕萍、詹红荔的事迹报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模式。她们所扮演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显然已经超出了法官的本位角色，展示出一种浓郁的实用主义色彩的纠纷解决技能。这种基于多种因素考虑下的理性裁判和利益衡量正是她们技高一筹的具体表现。

    三是社会思维。对于一个具体的案件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其是否公正呢？在理念界“裁判可接受性”命题被学者所提出，而在实务界所倡导“案结事了”也是对这一命题的肯定与呼应。这就要求法官要有社会思维，不仅要看法律论证是否具有合理性，还要看司法判决能否满足、实现、达成裁判受众的需要、欲望、目的或愿望，以及考量当事人的需要、欲望、目的是否具有合理性。

    法官的行为兼顾性主要体现在： 

    一是“威”与“和”的兼顾。在传统司法裁判角色下，案件要在法庭这样一个特定的空间以规范的程序进行。法庭的空间布局、程式化的审理步骤、庄重化的举止要求、规范化的审判用语，以及专门的法庭装饰和法庭道具，都通过庭审活动表现出来。此时的司法礼仪要求法官要体现出公正和威严，让当事人产生心理敬重，从而对司法产生公正感和信任感。而在庭外调解等角色下，法官则要具有一定的亲和力，表现出和蔼可亲的一面，拉近与当事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也就是要根据角色期待不断地变换社会角色，处理好“威”与“和”的关系，在不同的场域下以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行为对待不同的对象、处理不同的情况。

    二是“静”与“动”的兼顾。把握司法被动性与能动司法的辩证关系。司法被动性侧重法官角色下司法程序启动的被动性和对诉讼双方中立、平等的主观状态，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法官要以静制动，多听少说，引导当事人在诉讼中主动举证、质证、辩论，以查明案件事实。司法能动侧重于法官角色对社会需求的主动回应和对案件裁量的积极作用，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民众对公平正义价值标准的理解，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就是要求法官在某些角色下要积极主动开展工作。

    三是“宽”与“严”的兼顾。不仅仅要遵从刑事政策所倡导的“宽严相济”，法官行为“宽”与“严”的兼顾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处理案件时，法官的价值判断应该体现出从严执法的职业理性，但在案件之外的政治角色与社会角色中，法官也应当表现出悲天悯人的生活感性。比如模范法官费云龙在审理一起未成年人抢夺案件时，对罪犯依法判处刑罚的同时，积极配合家长和学校做张某的帮教工作。“法官妈妈”、“法官老师”等这些“客串”角色，对法官角色亲民形象的建立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