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法善人也欺。从人道主义原则出发，我国的刑法、型诉法规定了对孕妇、未成年人、聋哑人、盲人等特殊人犯罪适用轻缓刑罚的刑事政策，《刑事诉讼法》规定“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办法。”

  法律上的“可以”与“应当”有很大的区别，“应当”是必须做，而“可以”则是可做可不做，做与不做是由执法者自由裁量，因此，公安机关完全可以强制羁押而不采用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方式，实践中公安机关顾虑羁押孕妇可以导致孕妇流产等因素，绝大部分并没有强制羁押。所以，这个“破例”只是破了公安机关以往处理此类情况的惯例，而不是破了法律之例。

  事实证明，不断有特殊的犯罪人把刑法、刑诉法对特殊人犯罪轻缓处罚的规定当成“护身符”，有恃无恐地实施犯罪，经常有像这样的孕妇、聋哑人团伙犯罪的报道见诸报端。更有甚者，报载有一个未成年人犯罪团伙被抓后，其中一名十五岁的未成年人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还有几年时间可不承担刑事责任，你们拿我没办法。”

  怀孕成了她们的“犯罪执照”，未成年成了他们的“避弹衣”，聋哑成了他们的“尚方宝剑”……当刑法、刑诉法的人道宽宥成了这些人“犯罪资本”的时候，再对其宽容就背离了“宽严相济”的原则，而是放纵性质的“网开一面”了。

  对特殊的犯罪嫌疑人“一刀切”式的宽宥，不但导致对这些特殊犯罪人惩戒力度不够，使他们对法律没有一种敬畏感，而随意钻法律空子，游戏法律。本案中“没事，最多关一夜。”竟然成了团伙中的广告语，犯了罪还能如此轻松与释然，对法律的漠视可见一斑。而在司法实践中，许多这类特殊的罪犯被轻缓处罚后并没有改恶从良，而是重操旧业，“二进宫”、“多进宫”的比例非常高。

  这种偏离人道原则的宽容，也导致社会对法律的信任度降低。由于刑事处罚未能起到应有的震慑及警示教育作用，引来一些人的积极效仿，这些人心存侥幸，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被绳之以法，从而导致社会公众对法律惩戒犯罪的能力及效果信任度降低。

  适用轻缓刑事政策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有利于教育和挽救犯罪嫌疑人、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关一夜就放人”显然不可能达到教育和挽救这些人的目的，更不可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在被抓后，她们中许多人“悔恨流泪”，且不管是否又是装模作样的“鳄鱼泪”，至少“仅杭城几个服装、电子、小商品类的市场，一个月的发案数就下降了近百起”。

  对于孕妇等特殊犯罪嫌疑人的取保候审，英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他们专门为被保释者提供“保释旅馆”，当然，这可不是免费的午餐，有关费用是要犯罪嫌疑人自己来承担的。通过近段时间媒体极为关注的卡恩“性侵门”事件，我们也可以对国外的取保制度有所了解，巨额的费用连这个非常有钱的前世界银行行长都吃不消。

  把处在怀孕期、哺乳期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安置在“专门场所”，待其怀孕期、哺乳期过后再视情况作出相应惩罚决定，不但能降低其逃逸的可能性，还能让其知道暂不处罚不等于不处罚，取保不等于让其逍遥自在，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的基础。

  拿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为自己挡罪，让人不齿;拿社会与法律的宽容当成自己肆意妄为的资本，让人气愤。对这种多人、多次的特殊人团伙犯罪，还是把一次羁押的“破例”变成依法羁押的“惯例”，让他们受些惩罚，对己、对人、对社会都有好处。